近些年来，文化界对于传统巫傩文化的研究有很大进展，其中关于傩戏、傩舞、傩仪已有不少研究成果，但是对于杂技、幻术（魔术）与巫傩的相关课题，却很少有人涉及，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。其实在诸多表演艺术中，杂技、幻术与巫傩的关系是最密切、最久远的，值得认真探讨。现就以下的几个问题作些粗浅的论述。
一、巫傩与杂技、魔术的渊源关系
远古时代，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囿于认识面的狭窄，对于天地自然和逝去的祖先怀有敬畏之心，似乎冥冥之中有一个万能的神在主宰着生民的祸福命运。先民们为了与神沟通，就产生了一种职司叫“巫”。《说文》云：“巫，祝也。女能事无形，以舞降神者也。”女称巫，男称觋，而总称巫。这些处于远古社会的上层神职人员，掌管着天地祖宗神灵的祭祀，以至决策政事，实施箴史、历算、预言、记事、文艺、医药、技术等事宜。相传上古的圣人颛顼、尧、舜、禹、汤等，既是政治首领又是大巫，反映其时王权与神权是合在一起的。
1、为了与神交往，表达对神的祈求和崇拜，产生了初始的宗教祭祀活动和巫傩仪典，也就是原始的礼乐，后来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巫傩者（这里“傩”泛指祭祀、驱傩的主事者）既然是人神之间的使者和神灵附体的载体，他（或她）们就必需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和异于常人的行为，来显示其象神、通神的特性，这就是巫术。史实表明，中国的本土宗教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独立的、至高无上的人格神，而是需要通过施行祭祀和巫术而得以显现其对象。尤其在天人合一、君权神授主宰一切观念的支配下，天子、王侯等统治者更有赖于巫、祝、卜、尹、史的代言，来为之提供依据。通神的巫和巫术，以及巫傩典仪对于当政者至关重要，祭祀因而是国之大事，全民参与。
2、巫傩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巫术和驱傩技艺，大多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创造和积累起来的，它的核心除武舞之外，大抵是原始杂技、幻术（魔术）的技巧和方法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，这些原本是为了祈神、娱神的技能逐渐演变成了后世娱人的艺术。也就是说，巫傩为杂技、幻术艺术的起源与形成提供了原始的资料、技法、技巧、神秘的表现形式与想象空间。因而可以说，巫傩是杂技、幻术的直接来源之一，表明在诸多的表演艺术中，杂技、幻术与巫傩的关系是最密切和久远的。
随着理性精神的发扬，神权逐渐让位于王权，巫的地位逐渐动摇，而杂技、幻术却越来越成熟丰富，客观上促成了杂技、幻术与巫术的分化。到了夏代，宫廷中便出现了专为君王享乐服务的杂技、幻术、乐舞演出，时称“奇伟之戏”、“烂漫之乐”。这些乐人中有不少可能就是由巫觋演变而来。春秋战国和秦汉间，社会经历了大的动荡，一大批士官和神职人员流入社会，成为新兴士人阶层，其中不乏由巫祝历算演化而来的方术之士，以游仙面目出现的幻术家，多出自此间。可资参考的战国列御寇的《列子?周穆王》中，就记载了一段穆王与游仙的事迹。书中说：“周穆王时，西极之国有化人来，入水火，贯金石，反山川，移城邑，乘虚不坠，触实不硋，千变万化，不可穷极。”化人还引穆王神游他的仙宫。原注说：“化人，幻人也。”也就是幻术（魔术）师。
二、巫傩与杂技、魔术的相互影响
人类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，巫傩活动与杂技、魔术艺术始终有着不解之缘。最初的杂技、魔术吸收巫傩技艺而诞生之后，巫傩又反过来吸收杂技、魔术所创造的超常技艺而使其活动显得更加玄妙和神秘。这在巫傩方面是一种需要，因为人类头脑中神灵主宰世界的观念还会长期存在，人类需要慰藉。客观上讲，许多表面上的神秘现象，尚未作出科学解释的自然奇观，往往会被归于天意，归于鬼使神差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利用魔术手段冒充神通行骗的江湖骗子，也大有人在。不少杂技、魔术师也有借此来渲染艺术效果，保护技艺秘密，以维持生计。他们往往以巫道的面目出现，有意无意地把魔术现象、魔术师与巫术、巫师混为一谈。
1、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。汉百戏中的《东海黄公》，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最早的戏剧，但就东海黄公这个人物而言，却是一个以巫师面目出现的魔术师和驯兽师。他既能“坐成山河”（会变魔术），又能“冀厌白虎”（驯服老虎），可是他表演的方式却是“赤刀粤祝”（画符念咒），是以地道的巫师作法的面目出现的。秦汉以降的魔术表演艺术家大都如此，如“左慈戏曹”中的左慈，“八仙”中的吕洞宾、韩湘子，宋代的杜七圣等，他们的表演技艺都很高超，但是在过去的记载中很少有人说他们是幻术表演家，而是称为方士、术士、道人、神仙、灵官。迄今为止我们发现最早的魔术技法书，也是称做《神仙戏术》，为明代大儒陈眉公所著，在这样一本小册子里，却记载了20来套地道的变戏法的秘诀。
清代另有一本更有成就的书，唐再丰的《鹅幻汇编》，亦称《戏法图说》，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传统魔术技法的专著。此书于1889年刊行。全书分为药法门、手法门、彩法门、丝法门、搬运门等12卷，其中的符法门（14套）、圆光秘诀（12段）、江湖诸法（27则）共3卷，是专门记载巫术的。另外在搬运门、药法门、手法门、彩法门中也还包含有少许巫术常用的技法。全书300多套魔术中，以巫术形式表演的或可用于巫术的魔术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。属于法事方面的，有冲傩还愿、跳端公、师公戏以及圆光等，其中的占卜术、上刀山、下油锅、衔铁铧、杀鬼见血等，广泛吸收了传统巫术和魔术、杂技的技法。
现在，有些节目在内地已不多见，但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踪迹可寻。例如，天柱侗苗地区的巫教，无论文教（红坛）还是武教（梅坛）所使用的许多技法，与《鹅幻汇编》所记载的一脉相承。民众为偷魄抢魂、保胎求嗣、送子、求雨、洗寨等举办法事冲傩还愿，常用的法术有“收魂夺命法”、“飞身走浪法”、“驱瘟打邪法”、“敇符咒水法”、“抛傩上纂法”、“吹风发火法”、“攀山塞洞法”、“存阳变宅法”、“推神送鬼法”、“阴火焚尸法”等十余种。在施行法术中往往是以上刀梯、捞油锅、踩烧红的犁铧等来显示神通，可谓神奇！其实这些法术均是以魔术、武术、轻功、催眠术等为基础，加上画符念咒或乐舞说唱掺合而成。
2、“傩”、“社”是祭祀典仪活动最重要的形式。周代以后，“傩”和“社”作为驱邪求吉的习俗，逐渐在朝野中兴盛起来。驱傩原是宫廷仪礼，可一年数次，以腊月举行的规模最大，所以又称“大傩”。一支人数众多的、狂热的、乔妆成人神鬼怪的队伍，由黄金四目、掌熊皮的方相氏率领，巡行于街巷、宫室、田野之间。他们手执法器、兵器、乐器，鸣金击鼓，挥刀扑打武舞，串门入圹，呼啸而走，作驱赶鬼怪之状。奇异的装束打扮，激烈的武打动作和烟火表演，多有杂技武舞寓于其中。
杂技、魔术表演参与“傩”、“社”活动，是最经常和有广泛影响的方式。从古至今的傩仪、赛会、走会、社火中都有众多杂技、魔术的演出。傩仪、社祭往往名义上是祭神、娱神，实则主要是为了娱人，感化人。杂技、魔术因其节目内容丰富、形式灵活、短小精悍，适宜在行进中表演，有兼顾娱神、娱人之优势，因而这种演出方式被长期沿袭与继承。
傩仪之外，更接近民众的经常性祭祀活动是“社”，即社祭。本意是土地神的祭祀。社祭最早可以追溯到夏禹、黄帝时代。后世的社祭有多种：如每年庙会，或遇水旱灾、日食，都要到社坛前来击鼓、献祭，或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；遇征战时，也要举行大型社祭，杀牲将血滴在鼓上，名为“衅鼓”，众人喝酒呼喊以振军威；如果得胜凯旋，又要社祭献俘。活动中均离不开有杂技、乐舞相随。
社祭活动在数千年流变中吸纳了儒、释、道三教的观念和百姓喜闻乐见的多种技艺艺术形式，以适应城乡大众的参与。每年春社大祭，社火、赛会规模特别盛大，其时街巷通衢日以继夜，鳌山烟火，鼓乐喧天，武技走马，俚雅戏乐，乔装耍弄，杂艺纷呈，加以四方商贾云集，市声嘈杂，人山人海，热闹异常。这种相对自由的敬神、娱人、道德宣化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，久而久之成为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精神家园，同时也成为借宗教集会而举行的综合性物资交易的盛会。这些所在也恰恰是民间杂技、魔术从古至今赖以生存发展的一方宝地。
我们从明代画家仇十洲的《南都繁会图卷》中，可以对其时南京都市的繁荣以及民间社火的旺盛热闹情景，有一个较深的印象。整幅画面商号云集，社火队连绵数里，其中心地段是表演杂技飞叉、芯子、顶技、高跷、武术、翻云梯、舞狮子的队伍。
又如从清代的《北京走会图》上，可以看出清代的迎神赛会在宋代舞队、明代社火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。见于记载的走会杂技节目，有如开路（飞叉）、中幡、五虎棍、旱船、杠子、花砖、花坛、双石头、云车、官儿、扛箱、少林棍、花钹、太狮少狮、高脚秧歌、石锁、竹马、牛斗虎、大头和尚戏柳翠等。显然北京的新颖杂技项目有不少增加。
自古以来，杂技、魔术为表现奇怪缥缈的神鬼世界创造了许多特异的技巧和表现形式。例如抬阁、乔装戏、假面戏、影戏、傀儡等，都是巫傩像神、神灵附体的特殊手段，极富中国民族特色。一部地方戏曲《目连救母》，有时可以说是一部杂技魔术剧。
抬（或作台）阁，又称芯子、飘色、扛妆，是民间社火中一项十分流行的表演形式，从京津、山陕到四川以至华南都可见到它的踪影。它兴起于宋，是一种运用魔术技巧妆扮的在行进中表演的悬浮技艺。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三“迎新”条说：“以木床铁擎为仙佛鬼神之类，驾空飞动，谓之台阁。”明?刘侗《帝京景物略?弘仁桥》记北京的抬阁说：“又夸儇者，为台阁。铁杆数丈，曲折成势，饰楼阁崖水云烟形，层置四五儿婴，扮如剧演。其法，环铁约儿腰，平承儿尻，衣彩掩其外，杆暗从衣物错乱中传。下所见云梢烟缕处，空坐一儿，或儿跨像马，蹬空飘飘，道旁动色危叹，而儿坐实无少苦。”这对其道具的结构和表演现象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。人似在虚空中飘浮，与现今舞台上的魔术悬浮术相似。
三、对巫傩文化的传承与发扬
建国以来，我们在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的思想指导下，积极挖掘和吸取巫傩文化中的有利因素，力求创造出新的富有中国民族特色和底蕴的杂技艺术。当然，时代不同了，技艺要求更高，表演要求更完美，创意上更需适应时代的审美观。半个世纪以来，特别是近20年来，杂技界在挖掘、继承、革新和发展方面做了不少探索，取得可喜的收获。许多节目相当精彩，得到业内和国内外观众的肯定。例如源于占卜术、奇门遁甲的《心灵感应》，源于傩戏假面戏的《变脸》，源于乔戏的《舞狮子》，源于社戏七十二吊的《绸吊》、《网吊》，源于芯子的《伞上行车》、《耍花盘》中的垂腰采莲，源于轻功的《头顶芭蕾》、《灯上芭蕾》和源于社火的《刘海戏金蟾》等，均在国内外竞赛中获得过高度的赞誉和奖励。即便是近年才兴起的受到关注的杂技主题晚会模式，也能从傩典、社火和走会中找到某种有益的借鉴。
以上所举的例子，只是近来随手所得的一点儿，类似的的节目还有不少。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、保护工作的进展，杂技界还将进一步从巫傩传统文化和技艺中获得灵感，从而创造出更多富有中国特色的杂技、魔术节目乃至主题晚会。
我们认为，学术界在探讨巫傩文化与艺术的关系上，如果忽略了杂技这个侧面，不仅是个令人遗憾的缺失，而且对于整个巫傩文化性质的认识也难以深入下去，因而也不利于对其他艺术的研究。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专家、学者来关注和研究这方面的课题。
（编辑：晓婧）